2010.1.14 因果關係歸責的困難－－有關新流感疫苗注射的爭議

因果關係歸責的困難－－有關新流感疫苗注射的爭議

吳景欽

自從衛生署鼓勵施打H1N1疫苗以來，由於陸續傳出多起不良的副作用，甚而有可能因此致死的案例，雖然是否為疫苗所致，目前正由檢察官與衛生署為調查，而有幾起案例已遭排除，但是否能因此解消大眾疑慮，恐成問題，同時，幾起遭排除而無法受補償的案例，已受喪親之痛的家屬，必然更為不平而質疑政府的調查結果，而這其中一個關鍵因素，正在於因果關係的難以證明。

歸責，尤其是法律上的因果關係歸責，有時是很難界定的，此於環保、公害與藥害事件尤甚，就法律上的因果關係而言，一般採取的是相當因果關係的基準，即判斷是否具有因果關係，以是否具有社會相當性為依據，此說雖然簡明且易為一般人所理解，但卻等於沒有基準，因為所謂相當不相當以社會通念為基礎，先不論法律上如何界說此概念，我們只要想像，在價值多元的台灣社會，我們存有共同的價值或通念嗎？或許可以將此社會通念以自然科學的因果律為定，但即便自然科學已證實的因果關係，於法律上也未必承認其因果，如甲拿槍殺乙，甲殺人行為雖為原因，但製造槍械者、賣槍者又何嘗不是原因，但基於法律在界定因果關係時，法律上未必會將殺人責任歸給後兩者，這已預告了法律上的因果關係判斷，可能不在說理，而在如何證明上。

而關於因果關係的證明，更屬棘手，以施打疫苗為例，被害家屬必然指出是在施打疫苗之後，產生的不良症狀而致死，但就製造疫苗的廠商而言，其亦可指稱，疫苗本來就有無可避免的潛在風險，此潛在的風險必須由社會負擔，而非由製造者所概括承受;甚而其亦可提出，注射達上百萬劑的疫苗，為何只有少數人有不良反應，顯然是因個人的身體素質特殊或者其他病因所致，而由於舉證責任往往在請求者一方，在一般家屬所能掌握的醫藥資訊與專業極端不足下，欲推翻這些論據，恐有相當困難。若果如此，則要指責的對象，反應是政府未善盡哪些情況不應注射的告知義務，而造成如此的結果，基於法律上的歸責必須是一種相當嚴格的標準，而非一種直覺、政治、社會政策的考量下，自然不能將此責任歸予製造者，則關於施打疫苗所帶來的風險，似乎又是一個必須由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。

上述困境非我國所獨有，他國亦然，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93年所審理的Daubert一案，即屬於一個典型的案例，此案導因於原告的兩個小孩在出生時，即有先天性的身體障礙，母親懷疑其原因可能來自於其懷孕期間，所服用的一種叫Bendectin的抗嘔吐藥物所造成，因此才向生產此藥物的公司提起訴訟，在下級法院審理階段，即便原告方提出動物實驗及有數起畸形兒的案例為證明，但被告則以大量的研究報告及統計數字顯示並無因果關連，並因此導出，會造成畸形的結果乃因母親的特殊體質所致，原告方因此受到敗訴判決，雖在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時，最高法院採取較為寬鬆的因果關係認定，而判定勝訴，但漫長訴訟過程所得來的正義，恐已非正義。

因此，就藥害的法律救濟，基於因果關係的難於證明，而可能使被害者因此為徒勞無功的訴訟，再加以某些風險的無可避免等考量，在我國的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第1項，即規定有較為簡便的救濟補償方式，由國家來概括承受此責任，同時，衛生署亦因此設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以為救濟審議。而既然此設計在於彌補訴訟上難於證明的問題，則關於救濟審議，即不應為嚴格的因果關係認定，而是僅具有高度相關即可為補償，政府既然無法防範於未然，但至少在事後必須負起責任，而非僅是一句口頭道歉，即可了事。